摘要

农村供水事关民生福祉，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大事。我国农村供水经历了从“没水喝”到“有水喝”的阶段，正面临从“有水喝”到“喝好水”的跃升。“十四五”时期，水利部将农村供水保障作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全力推行农村供水“3+1”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建成了世界上服务人口最多的农村集中供水体系。

01 起源和内涵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农村饮水安全保障作出重要指示。水利部在充分调研和总结地方经验基础上，明确提出农村供水“3+1”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该模式被写入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和《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成为国家层面推动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的实施路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江河保护治理的意见》《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均明确要求推进这一模式。

“3+1”模式中，“3”是三条建设路径：优先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即依托城市供水管网向周边农村延伸；大力推进集中供水规模化建设，即建设规模化水厂和骨干管网；因地制宜实施小型供水工程规范化建设和改造，即在山区、牧区、偏远地区对单村水站、水窖等小型工程进行标准化提升。

“1”是一条管护路径：积极推进县域统管和专业化管护，以县域为单元，建立专业化管护平台，实现统一管理、统一监测、统一运维、统一服务。

“3”解决“怎么建”——能集中的集中、能延伸的延伸、不能集中的建规范。

“1”解决“怎么管”——以县域为单元交给专业机构，破解“重建轻管”的痼疾。

02 现实缘由

推行该模式的核心背景，是农村供水长期存在的“小、散、弱”问题。小型集中供水工程和分散供水工程因受益人口少、水费收入低，维修养护资金难以保障，部分旧管网长时间未更新改造，漏水率较高。此外，部分地区水源不稳定，喀斯特地貌区、大石山区等特殊地形条件下供水保障难度大。传统的“修一个水池、铺一根管子”的方式，无法解决工程布局分散、管护主体缺位、水质水量不稳定的系统性矛盾。因此，必须从工程布局到管护机制进行系统重构。

03 配套标准体系

2022年修订实施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统一了城乡水质标准。

2024年以来，我国修订或新编《村镇供水工程技术规范》《农村应急供水保障技术导则》《小型农村供水工程规范化提升技术规程》《农村供水水质管理技术导则》等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明确水源工程、输配水设施设备、水厂的建设与改造、水质与管理能力提升等方面技术规定，规范农村供水突发事件的预防、响应和处置。

此外，中国农业节水和农村供水技术协会还发布《农村供水县域统管技术导则》《农村供水工程标准化管理技术导则》《农村供水工程防冻技术导则》等团体标准。

04 地方实践案例

案例一：云南富宁县木兄坪村。 木兄坪村属喀斯特地貌，附近无可用水源，群众吃水主要靠水窖，缺水季从外面拉一车水要400元。2025年9月，来自邻镇水厂的好水通过小型供水工程引到了村里，全村560户村民喝上了自来水。这背后是云南实施的农村供水保障三年专项行动。通过精准摸排，对坝子周边低海拔干旱水窖供水区实施管网延伸，对半山区建设引提水工程实现跨区域配置，对高海拔山区采取高扬程提水等特殊措施。该行动历史性改变了157万依靠水窖供水人口的供水方式，同步提升了772万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水平。

案例二：重庆綦江区。 綦江区以“制供分离”为切口推进县域统管，把制水核心环节交给专业公司，把管网维护、水费收缴留给镇村。按照“建大、并中、撤小”原则，新建规模化水厂4座，升级改造水厂6座，有序推进水厂运营权移交。目前全区集中式供水工程已由405座整合为295座，水质达标率由75%提升至90.4%。钱江水利联合体中标了覆盖183处单村水站的委托运营项目，整体供水规模达4.12万吨/日。綦江区的目标是到2027年底规模化水厂覆盖率达90%，基本实现农村供水工程县域统管。

案例三：山东省。 山东88个县全域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平原区全覆盖；累计建设骨干水厂136座，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9.6%。全省县域统管率、规模化供水率分别达到100%和97%，高出全国平均水平40个百分点和30个百分点

05 成效

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2025年全年完成9420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惠及1.34亿农村人口。

以规模化供水为主的农村供水工程格局加快形成，依靠水柜供水的人口较“十三五”末减少了79%。水利部提出，力争到2026年底上述三项指标分别达到97%、73%、77%。

说在最后

  “3+1”模式的核心价值，在于将农村供水的治理逻辑从“修工程”升级为“建体系”。“3”条建设路径解决了工程布局的层次性和精准性问题，“1”条管护路径解决了工程长效运行的责任主体和专业化问题。标准体系和县域统管的制度安排，使农村供水从依赖行政推动转向依靠制度运行。从“有水喝”到“喝好水”，从工程导向到体系导向，这一模式为全球改善农村人口饮水状况提供了可参照的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