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县国有盐铁，酒辩，均输，与民争利。分散诚实和简单已经成为贪婪和鄙视的化身。这是因为人们对自己的寡妇和对最后一个人的渴望。夫文繁则质衰，末盛则本亏。最后修则民淫，本修则民淫修行是民淫(忠诚)，人民用足了钱，足奢则饥寒生。如果你愿意放弃盐铁、酒辩、均输，那么进本退末，广利农业也会。

——《盐铁论·本议》

汉武帝时期，为了抵御匈奴的军事侵略，打击地方分裂势力，中央政府加强了经济集权，实施了一系列重大财政经济政策，如盐铁官营、酒类垄断、均输、平准、统一铸币等。然而，这些政策为西汉王朝奠定了坚实的财政经济基础，但给农业生产、中小企业和群众生活带来了许多不便和困难，剥夺了当地诸侯和富商的既得利益，引起了很大的争论。

公元前81年(汉昭帝始元六年)，朝廷从全国各地召集60多名贤惠文学人员到首都长安与朝廷官员讨论民生疾苦，历史上被称为盐铁会议。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关于国家重大政策的大规模辩论。贤惠文学全面攻击汉武帝制定的政治经济政策，提出罢盐铁、争辩、输。他们认为，盐铁等官方政策的实施是与人民争利，违背了古代圣贤贵德廉利，重义轻财的信条，破坏了古代淳朴的社会风尚，引诱人们走背义而趋利的道路。他们提出了法家的重本抑末，认为官营工商业非治国之本，主张进本退末，广利农业，指责官营工商业是与商人争市利。重本抑末之说，其实就是抑制官营工商业，为私营工商争取利权。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2000多年前的争论似乎与今天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争论非常相似，双方的身份也没有改变——朝廷重官办，民间倡导私营。国有企业改革是困扰中国几十年的问题。每当国有企业之间的矛盾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矛盾时，这个话题就会受到全社会的高度关注。然而，经过30多年的断断续续的改革，当我们再次谈论国有企业时，无论是高级管理层还是普通公众，每个人似乎都对其现状不满意。国有企业出现问题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要进行国有企业改革？目前国有企业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国有企业似乎总是与无数复杂的问题有关，但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有必要理顺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逻辑，这有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现状，并为未来的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一些思路。在此基础上，我们将对今年9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进行详细解释。

国有企业不是社会主义的产物

有些人谈论国有企业必须谈论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但事实上，国有企业并不是社会主义的产物，资本主义早在自由竞争时期就出现了企业的国有化。国有企业规模的发展和扩大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新技术革命浪潮的推动下，企业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纯粹依靠自由竞争维持的市场经济造成了社会不稳定，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承担生产的领导地位。自1945年以来，英国已经将一系列基础工业和英格兰银行纳入国有企业；法国政府接管了大量能源、保险和金融企业；美国政府还创办了许多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主要集中在能源、基础设施、公共产品和一些科技开发部门。

中国国有企业的产生略有不同。在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新中国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和转型国有资本，实现了大量企业的国有化。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工业基础相当落后，国有企业专注于重大事件的模式为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也决定了国有经济将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我们应该看到，国有企业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发挥不同的作用，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不同的作用。因此，存在以下问题，为什么要进行国有企业改革。

从历史上看国有企业改革的逻辑

改革的根本原因：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代表着经济和社会的进步。当生产关系不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时，我们需要改变旧的生产关系。自1978年以来，国有企业进行了三次集中的大规模改革。在这几轮国有企业改革中，我们发现改革的过程是探索最适合当时经济发展的生产关系的过程。接下来，我将详细梳理国有企业改革的背景和路径，以窥探国有企业改革的逻辑。

1978到1993年，权力下放和利润转让激发了企业的活力——企业经营改革。在计划经济背景下，国有企业几乎没有从 经营** 从人员、资金到生产、销售等几乎所有环节的经营活动都由国家统一安排，包括资金、贷款、材料、产品、就业等。然而，这种模式只适用于资源极度贫乏和产业基础极度落后的生产力发展阶段。当外部资源和内部技术得到改进时，国有企业的生产热情已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为什么国有企业没有热情？有两个原因，首先，企业没有多少 ** ，一切都听国家安排；第二，企业利润被列为财政收入，做得好，做得不好，无论如何都被支付。因此，当时的国有企业可能处于活的精神状态。

当国家看到这一点时，它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生产关系必须改变。因此，1978年的《关于扩大国有企业经营管理的 ** 的几项规定开启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序幕。国有企业第一次有自由发挥的空间，因此当时企业的生产热情得到了极大的释放，即授权。然而，还有另一个问题。当国有企业利润大幅增加时，国有企业经理和员工对国有企业利润全额支付财政收入发表了评论，开始与主管部门讨价还价。为了缓解这一矛盾，中央政府决定从税收制度改革开始，实施利润税，即利润不需要全额支付。国家收取一定比例的税后，国有企业支付部分，留下部分，这就是所谓的利润。此后，为了进一步授权和盈利，国家开始围绕政府和企业分离的核心实施整个企业的经营和承包责任制。在早期阶段，经营和承包责任制使许多国有企业自 ** 得到了有效的实施，减少了政府的随机干预，提高了企业的经营效率。不幸的是，经营合同制度并没有从根本上弥补国有企业的原有缺陷，也暴露了一些新的问题。

权力下放和利润转让的国有企业改革路径本质上是通过在国家和企业管理者之间分享企业的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激发企业管理者的积极性，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然而，随后的困难使每个人都意识到，任何不涉及企业法人产权关系的改革都不能触及国有企业的制度缺陷。国有企业难以成为真正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政府和企业难以完全分离。因此，下一轮改革开始诞生。

1993到2003年，推进产权改革，建立现代企业体制-微观体制改革。经过上一轮的尝试，我们开始形成共识，即运行机制水平的调整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改革必须深入到国有企业的体制水平。传统国有企业的根本制度缺陷在于产权关系不合理。如何理解它？企业财产属于全民，但实际问题是企业的最终所有者不能具体化，全民所有者很容易成为实质性的无人所有：国有资产所有者的缺失，没有人从投资者的角度对国有资产的状况负责。企业本身没有法人财产权，企业管理者自然不需要对国有资产的运营成本负责，最终不可避免地形成预算软约束，国家对企业承担无限责任，无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问题，都由国家完成。上一轮权力下放的改革陷入僵局。关键就在这里。

因此，沿着理顺政府与企业关系改革的主线，我们逐渐意识到，明确国有企业产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解决国有企业问题的关键。因此，改革的第一步是明确国有企业的投资者和责任人，国家不再对企业承担无限责任，企业依法控制法人财产，分离投资者的所有权和企业的法人财产权。简单地说，国家应该把资产给企业，玩好玩坏的企业应该开始对自己负责。1994年，公司制度重组开始进行。1999年，《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肯定了股份制，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开始全面实施。同时，在上述企业微观改革的基础上，国家开始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重点关注与国民经济命脉相关的大中型企业，通过各种方式自由活动小企业。

经过这一轮改革，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开始初步建立。一些国有企业在资本市场上市，一些大中型企业开始通过剥离社会职能和分离辅助企业走向更市场化的企业道路。但需要注意的是，现阶段国有企业产权的明确性和公司制度的初步建立只是一个开始。如何推进和完善这一制度，已成为国有企业未来十年无法回避和处理的问题。我将在后面的文章中详细说明。

2004到2013年，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宏观体制改革。上述以产权为核心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改革引领了全身。随着改革的进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不合理问题开始出现。第一个问题是，国有企业的投资者职能由不同的部门分割和行使。名义上，每个人都负责，但事实上，没有人负责。例如，主管干部考核的部门不考核资产的经营效率，而是负责经营者的选择；国家经济综合部门监督国有资产的经营，但不能选择经营者。这种人为分割导致国有资产经营效率低下，也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二是政府资产。政府部门不仅承担社会经济管理职能，而且承担国有资产管理职能，导致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管理者干预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

改革进入这一步，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如何打破它？渐进式改革意味着对改革的早期认识有限，只能朝着既定的总体方向推进，解决问题。针对长期监管和政府资产的问题，中央政府提出改革国有资产管理制度。中央、省、市三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宣布国有企业管理理念从国有企业管理到国有资产管理的正式转变，完成了企业管理局部改革到整个国有资产管理体系的改革，政府直接将企业管理变为间接。

这一轮改革仍然延续了理顺政府与企业关系的主线。现代企业体系进一步完善，建立和运行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大大提高了国有企业的效率。国有企业的问题似乎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但事实并不是那么简单。虽然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管理人员、管理人员和资本管理模式有所进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仍不适合企业市场化的发展方向。此外，公司治理问题仍然突出，国有企业效率仍然不高，国有资产损失，内部 ** 屡禁不止。我将重点讨论当前国有企业问题的症结。